从智能手机、智能家居到服务机器人、大模型和智能体，人工智能正加速进入千家万户。智能商品供给不断丰富、居民尝试意愿持续提升，但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也随之凸显：技术是否真正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痛点？不同年龄、地区和收入水平的人，是否都能用得上、用得好？
2025年8月，《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印发；2026年6月，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从培育新一代智能终端，到推动人工智能进千家万户、进千商万店，智能消费已经成为扩大内需、培育新增长点和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议题。
智能消费走向何方，不仅关乎产业竞争力，也关乎共同富裕的底色。那么，技术能力究竟如何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价值？技术进步能否转化为最广泛人群的真实福祉？本期【产业智库】，我们聚焦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小毅的文章《普惠：驱动智能消费提质升级》。文章从智能商品的发展态势出发，系统剖析了当前存在的三大倾向性问题，并从普惠理念、产品定义、实现机制、标准建设和理论研究五个维度，提出了推动智能消费提质扩容的路径建议。
王小毅，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助理、浙江大学神经管理学实验室副主任、浙江数字化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普惠：驱动智能消费提质升级
文/王小毅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大力提振消费作出部署，强调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2025年8月，《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印发。2026年6月9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加快“人工智能＋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提出5个方面17条举措，把提升人工智能商品消费摆在首位。
从实践看，我国智能商品供给释放快，居民尝试意愿高，但从买得多到用得深、从少数人先用到多数人可用仍有明显差距。部分产品功能多但痛点未解，部分服务能力分层但门槛抬高，部分创新参数领先但人文关怀不足。这些问题说明，智能消费发展逻辑尚未完全立足人民群众真实关切，发展智能消费必须回答好为谁供给、价值导向、如何普惠三个问题。
01
智能商品的内涵拓展与发展态势
硬件终端加快向家庭生活场景延伸
《实施意见》明确列出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智能穿戴四条产品线，并单设“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一项，要求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提升情感陪伴、健康监测、移位助行、智慧家务等能力。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5G智能手机、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保持快速增长。2025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部署2025—2027年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结对攻关与场景应用试点，覆盖三类养老服务形态；当年9月公布32个试点项目，覆盖10个应用类别。机器人由工厂进入家庭，标志着智能商品消费从信息类向劳动替代类延伸。
大模型和智能体服务领跑智能消费
据《人民日报》报道，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6000家，核心产业规模预计突破1.2万亿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五十七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达6.02亿人，较2024年底增长141.7%。
国家统计局在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跨越，两年增长超千倍。词元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正在成为智能服务的结算单位。计量方式成熟推动收费方式分化，当前面向居民的智能服务收费包括按调用量付费、分级订阅制、基础功能免费加增值功能付费三类。其中，分级订阅直接决定不同支付能力居民可获得的智能能力强弱，是观察智能消费普惠性的关键切口。
个人效率类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消费增长点
灵活工作方式普及，改变了智能服务购买主体。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约2亿人，占就业人员四分之一以上；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截至2025年底，“四新经济”相关个体工商户达4010.9万户。该群体无须单位统一采购工具，智能服务由个人决策购买，属于居民消费，本质是居民以支出换取时间和能力。截至2024年12月，将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作为办公助手的用户占比达45.5%。2026年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快于商品零售额1.1%的增速，其中通信信息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以企业采购为主导的商业模式建立在雇主配备雇员工具的假设之上。
我国规模庞大的灵活就业和个体经营群体，使个人成为智能服务的直接购买者和主要使用者，市场结构明显不同。在这一结构下，把基础智能能力做到人人可及，既是发展方向，也是庞大的新消费市场。
02
技术炫示重于落地实用的倾向需要警惕
智能商品供给快速扩张的同时，产品定义偏离用户真实需求的问题逐渐显现。
功能堆叠与痛点未解并存
部分智能穿戴产品在发布环节展示的功能覆盖翻译、拍摄、导航、支付等多个方向，但重量、续航、响应时延等基础体验指标改善缓慢，用户初次尝试后使用频次迅速衰减，闲置率偏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4.4%，明显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的增速，说明居民对智能终端的购买意愿是真实的；但购买意愿强与使用留存低同时存在，恰恰说明产品尚未真正嵌入日常生活流程。消费者购买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功能清单的长度。
参数竞争替代了场景研究
企业投入大量资源比拼模型规模、算力指标和跑分成绩，对居民日常生活中高频、低效、易出错的具体环节研究不足。智能家居产品在演示场景中运行流畅，进入真实家庭后却因户型差异、网络条件、家庭成员使用习惯不同而频繁失灵。这一错配的实质是，供给侧的能力供给已经相当充裕，而把能力转化为可靠服务的场景工程投入明显不足。
智能体服务的价值定位存在偏移
一段时期内，部分面向个人用户的智能体产品把资源集中投向情感陪伴、角色扮演等方向，对办事类、事务类需求投入不足。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五部门2026年4月10日发布《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自同年7月15日起施行，对身份透明告知、防沉迷设计、算法机制审核等提出明确要求。部分企业据此调整业务方向、下线不合规服务，这是落实合规要求的正常调整，也提示行业应把智能体的主攻方向转向切实为群众办事。
从各地实践看，这一转向已经开始：政务服务领域的智能预填、智能导办应用，使群众办事所须填报的信息大幅减少；农业农村领域的智能问答应用，把农技指导送到田间地头。这类应用不炫目，却真正减轻了群众负担。
03
基础智能能力的可及性有待提高
推动智能商品高端化是产业升级的正常方向，高端产品实行较高定价符合市场规律。需要区分的是市场化定价与基础能力可及性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基础智能能力的分层需要引起重视
当前部分智能服务按会员等级分配模型能力，不同档位在可调用的模型版本、上下文长度、生成次数和响应速度上存在显著差距。在商业化探索初期，这种分层有其成本约束方面的合理性。但当智能服务日益具有基础工具属性时，若基础档位的能力被持续压缩，实际效果是把支付能力差异转化为能力获取差异。智能产品正在成为许多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一旦“用得起好模型”演变为社会分层的新标识，就背离了发展智能消费的初衷。
重点人群和重点区域的覆盖仍显不足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庞大，老年人在语音交互、界面识别、操作路径等方面存在实际困难，而适老化改造多停留在字体放大层面，对认知负担和使用信心的关照不够。城乡之间的差距同样值得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同比增长2.5％，快于城镇1.2％的增速，县乡市场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但智能产品的销售网点、售后服务、使用培训等配套在县乡地区仍相对薄弱，居民想用而不会用、会用而无人指导的情况较为普遍。
公共服务场景应当率先实现基础能力普惠可得
在政务办理、医疗挂号、社保查询、交通出行等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领域，智能服务承担的是公共服务职能，不宜按支付能力设置能力差别。在商业场景中，则应通过行业自律和标准引导，保障基础档位具备可用的服务水平，防止以能力削减倒逼付费升级。
04
人文关怀与文化内涵有待厚植
智能商品直接进入家庭生活，其价值不能仅用技术指标衡量。
面向“一老一小”的产品需要更多人文考量
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的价值不只在于实现移位助行、健康监测等功能，更在于能否理解老年人的生活节奏与情感需求。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试点项目中设置“情绪陪护”类别，正体现了这一导向。实践中，能够记住老年人生活习惯、以合适方式提醒服药、当子女不在身边时提供稳定陪伴的产品，往往比功能更全的产品更受欢迎。面向儿童的智能产品，则应在内容安全、使用时长、亲子互动等方面做出更审慎的设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智能消费的独特资源
博物馆的数字人导览、景区的沉浸式体验、传统戏曲和音乐的智能创作辅助，既拓展了文化消费场景，也让技术具备了文化辨识度。《实施意见》鼓励人工智能在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应用创新，正是着眼于此。文化内涵不是产品的装饰，而是产品能否与中国家庭生活方式相契合的根本所在。
安全和伦理是人文关怀的底线要求
智能产品广泛采集家庭环境、生活习惯、健康状况等敏感信息，一旦处理失当，损害的是消费者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应坚持数据最小必要采集原则，明确告知采集范围与用途，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技术向善不是抽象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次数据采集、每一条算法推荐、每一项默认设置之中。
05
以普惠导向推动提质扩容智能消费
确立普惠即先进的发展理念
西方一些企业推动前沿技术商业化，往往采取高定价、限量供给、优先服务高支付能力人群的路径，先进性与高价格相互绑定。我国的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依托超大规模市场，以较低单价覆盖尽可能多的用户，用规模摊薄研发和固定成本，用海量使用反馈加速技术迭代，形成成本下降与性能提升相互促进的循环。
在智能服务领域，这一机制正在显现：算法架构持续优化，国产大模型以更少的词元完成复杂任务；国产算力芯片适配加快，端侧推理和模型蒸馏技术降低了调用成本；开源生态共享创新成果。2026年多家国产大模型企业宣布大幅下调应用程序接口调用价格。对我国企业而言，普惠是通向先进的路径，而非先进的对立面。
以场景刚需重塑产品定义逻辑
建议企业建立场景筛选标准，优先选择使用频次高、痛点明确、替代方案少、效果可感知的生活环节，把研发资源集中于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可靠，而非把功能清单做长。硬件产品应把重量、续航、响应速度等基础体验指标作为核心竞争维度。智能体服务应把办事能力作为主攻方向，在政务办理、健康管理、农业生产、教育辅导等领域形成可复制的解决方案。《实施意见》提出发布场景应用指南、遴选典型案例、组织场景对接活动，为企业提供了场景验证的公共平台，应当用好。
健全基础能力普惠的实现机制
在公共服务场景，明确智能服务的基础能力标准，确保各类人群无差别获得可用服务。在商业场景，倡导行业自律，推动形成基础档位能力不低于必要水平的行业共识，同时鼓励企业通过增值服务、硬件销售等方式实现商业回报。推广租赁、共享、以租代购等模式，降低高价智能硬件的首次使用门槛。用好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工具，引导补贴资源向县乡市场和适老产品倾斜。加强使用能力建设，落实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与技能的部署，重点面向欠发达地区开展远程智能培训。能力不足与供给不足同样构成消费约束，两端要一并解决。
加快标准建设与文化融合
推动智能家居跨品牌互联互通标准落地，破解协议不兼容形成的迁移壁垒。研究建立智能终端能力分级评价体系，使消费者能够清晰识别产品的真实智能水平，减少信息不对称。健全数据采集、算法推荐、责任认定等方面的规则，把合规与安全转化为产品竞争力。支持企业深度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开发具有中国文化特质的智能产品和内容服务，让智能商品既有技术含量，也有文化温度。
加强中国特色智能消费理论的研究阐释
我国智能消费实践领先于理论阐释，现有工业化、信息化时期形成的消费理论对新型消费解释力不足，国外相关研究适配我国国情程度低，开展相关研究既是学理需要，也关乎我国智能消费领域的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
一是健全概念体系和统计口径，明确基础概念内涵外延，研究相关属性认定，引入新型计量指标，为相关分析研究提供基础。二是深化普惠与先进关系的学理阐释，开展跨产业比较研究，明确规模效应转化的前提条件与适用边界，厘清普惠的定位，这是中国道路区别于西方高价专享模式的理论关键。三是挖掘中华文化的消费理论资源，从文化层面解释我国文化传统如何影响智能产品接受使用，以及相关智能产品消费特征的成因。四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评价指标体系，调整原有评价方式，纳入可及性、易用性、群众获得感等指标，研究编制反映基础智能能力普及程度的指数。五是完善研究组织机制，推动多主体联合攻关，鼓励长期跟踪与案例研究，加强国际交流，贡献中国方案。
我国发展智能消费不缺技术积累、产业配套与市场空间，核心是要立足人民群众真实需求，让全体中国人能用好最新智能产品和服务，这既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智能产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根本。实践创新走在前列，理论创新需要跟进；谁率先将智能服务打造为随取随用的基础资源，谁就掌握了智能时代消费市场主动权。
智能消费的“提质”，不只是让产品更聪明、功能更丰富，更是让技术稳定地解决问题；智能消费的“扩容”，也不只是增加销量和用户数，更是让不同人群都能公平、便利、有尊严地分享技术进步。
正如王小毅教授所言，普惠并非技术发展完成后的附加选项，而应进入产品定义、商业模式、公共服务和治理规则的起点。对企业而言，真正的竞争力来自对真实场景的持续理解，以及把复杂技术转化为可靠服务的能力；对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而言，则需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基础可及、安全可信和人文关怀的底线。
信息来源：《企业改革与发展》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