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困惑：“我的工作，究竟有何意义？”
在数智时代，这个问题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数字技术让工作拥有了更高的灵活性、更即时的反馈，这些变化让人们更加自主、更有掌控感。然而，与此同时，算法管理和任务碎片化等也悄然改变了工作的体验，使人与工作的关系变得更加程序化，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结逐渐减弱。人们有时会觉得，自己只是庞大系统中的一个“齿轮”，而不再是一个真正创造价值的“人”。
工作意义，关乎个体在工作中能否塑造并彰显独特而真实的自我，能否获得成长与发展，能否感受到与他人的联结，以及能否认同自身工作正在为他人与社会创造价值。曾经，这些“意义的来源”会相对稳定，然而，当数字技术深度介入工作流程，我们还能否从工作中寻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意义感？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对工作意义的体验，究竟是在被重新建构，还是在逐渐流失？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大学人机协同与数智创新实验室与上海科技大学、英国巴斯大学、西班牙IESE商学院共同组成的研究团队，于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发表研究The Meaning of Work in the Digital Er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系统梳理了跨学科文献，为理解这些问题提供了系统性分析框架。
刘玉坤，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领导力与组织管理学系原特聘研究员、上海科技大学创业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方琪，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生
谢小云，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领导力与组织管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英国巴斯大学管理学院Yasin Rofcanin、西班牙纳瓦拉大学IESE商学院Mireia Las Heras同为论文合作者
本期【数智创新与管理】专题，我们从这篇论文出发，共同探讨数字技术对工作特征、工作意义生成路径产生的影响，以及个人、组织与社会应如何应对这场深刻变革。
Part.1
数字技术“重塑”工作特征
许多人要么认为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效率，要么认定技术必然导致人的异化与疏离。然而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并不直接决定工作是否有意义，而是通过改变工作的四个核心特征从而间接影响工作者对意义的感知，这些改变往往同时包含积极与消极的倾向。
自主性：是“自由人”还是“提线木偶”？
工作自主性反映了工作者在工作任务、日常活动、人际互动等方面所拥有的自由度、控制感和影响力。以网约车为例，在积极层面上来看，网约车平台赋予了司机选择何时上线、自主选择跑哪片区域的自由，这在传统出租车行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算法管理也带来了控制性机制。仍然以网约车为例，系统不仅为司机派单，还替司机规划好了既定路线、监控行驶速度、计算到达时间，甚至还会通过评价机制对司机进行隐形惩罚。这种算法的控制，让许多工作者发现自己从技术的使用者变成了技术的被动执行者，只能完成那些尚未被自动化完全取代的“剩余任务”，个体的自主性被大幅压缩了。
技能运用：是“多面手”还是“流水线螺丝钉”？
技能运用是指工作者在工作中调用多样化能力的程度，以及工作能否提供发展专业技能的机会。数字技术在这一维度上既可能带来积极影响，也可能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提升技能的多样性和专业化水平，将工作者从重复、单调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从事更复杂、创造性或战略性的工作。例如，在众包平台上，工作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市场调查、文案撰写、图片分类等不同类型的任务，这种多样性不仅增加了工作的趣味，也促进了技能的广泛运用和灵活发展。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可能使技能运用变得单调和简单化。比如，原本负责资源分配决策的社区经理，在引入自动化系统后，其工作被简化为仅需确认系统生成的结果；仓库员工按照语音指令机械搬运货物，长期积累的隐性经验无法得到应用，意义感的流失悄然发生。
工作反馈：是“精准导航”还是“冰冷审判”？
工作反馈让工作者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工作表现，既包括工作本身提供的反馈，也包括来自他人的回应。数字技术极大提升了反馈的即时性和可量化程度。内容创作者可以实时看到视频的播放量、点赞数和评论数据；企业也可以借助算法快速分析员工绩效，并提供数据驱动的改进建议。
然而，技术也在悄悄削弱一些传统的反馈方式。在高度数字化的环境中，一个鼓励的眼神、一次肯定的点头、一句面对面的“辛苦了”都变得越来越稀缺。与此同时，算法反馈往往是单向且缺乏解释的：它告诉你分数下降了，却不告诉你原因；它给出差评，却很少留下申诉和沟通的空间。当反馈变得越来越冰冷，工作者感到自己只是系统中的一串数据，而非一个真正被看见和认可的人。
人际关系：是“无界连接”还是“孤独的赛博格”？
数字技术让人与人的连接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促进了跨部门、跨地域的协作，也让远程的面对面互动成为可能。在医疗场景中，远程医疗设备能够帮助医生跨越物理距离与患者实时沟通。技术的介入，让工作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同事、领导和服务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工作的关系边界。
但另一方面，技术的过度介入也可能让关系变得更加疏离。在众包和微任务领域，工作者往往很少有机会与客户或同事进行真实互动；越来越多的沟通被屏幕和系统替代，茶水间的闲聊、团队协作中的默契，甚至来自同事的支持都在减少。智慧办公在带来灵活性的同时，也可能让人越来越像“独自工作的孤岛”。
Part.2
“通往意义之路”，正在经历一场变化
研究团队发现，工作特征的变化并不会直接决定一个人是否感到工作有意义。更关键的是，人们如何感知和理解这些变化。基于此，研究团队进一步识别出四条核心的意义建构路径。数字技术正在沿着这四条路径悄然重塑人们的工作意义体验。
路径一 技能精进与成长
研究显示，工作的意义并不只来自轻松和愉快的体验，它也来自一种更深层的满足感：当人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克服挑战，并在工作中不断成长时，他们会更容易感受到工作的价值。数字技术有时会强化这种体验。它能够帮助员工摆脱重复性工作，把精力投入到更复杂、更具创造性的任务中，也让人们有机会学习新技能、证明自己的专业能力。对一些手工艺者来说，数字技术帮助他们创造出了更有价值的作品。
然而，技术也可能让人感到自己正在被“支配”。在一家小型制造企业的培训过程中，工作者需要佩戴智能眼镜并严格按照系统提示完成任务，他们甚至会被同事调侃：“现在是眼镜小妹告诉你该怎么做”。原本依赖经验判断的工作，被拆解成对软件指令的机械执行，多年积累的经验仿佛突然失去了价值。类似的焦虑也正在创意行业蔓延。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更快地撰写脚本、生成方案，一些创作者开始怀疑：我的专业能力还意味着什么？当技术不再是帮助成长的工具，而变成衡量甚至替代人的标尺时，工作的意义感也可能随之动摇。
路径二 个人价值契合
工作的意义实现通常也与个人价值是否契合相关，它包括自我和谐与身份确认两个维度。
自我和谐指的是个人所追求的目标与其内在价值观、兴趣和热情保持一致。平台能够赋予工作者一定的选择自由，使他们能够优先承接那些更符合自我认知和个人偏好的工作，从而更容易在工作中感受到意义。但平台评分也可能带来反向压力：为了避免差评，许多自由职业者不敢尝试那些真正感兴趣、但更具挑战性的任务，此时，工作选择不再完全由个人兴趣和价值追求驱动，而更多受到外部评价机制的牵引，自我和谐也因此受到削弱。
身份确认则关乎人们能否通过工作确认“我是谁”。数字化问责系统虽然让高校教师感到压力，但它生成的数据和叙事，也可能帮助他们看见自己在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贡献，从而强化专业身份。可是，当技术不断改写职业角色时，身份确认也会受到冲击。教师可能被置于智能教育系统的辅助位置，餐厅服务员可能从服务顾客变成监督机器人。当工作越来越不像自己当初选择它时，人们也会开始怀疑：“这还是我真正想成为的那个人吗？”
路径三 影响力感知
工作之所以有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对他人产生积极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放大了这种积极的感知：内容创作者从观众的留言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成果也被归功于技术系统而非劳动者本人。
当仓库员工被当作“类机器人”来对待，当医生的诊疗水平被技术抹平了“良好”与“优秀”之间的差异，当创意工作者的成果可以被AI免费复制，外部对个体劳动者认可的流失正在悄无声息地侵蚀着工作的意义感。
路径四 社会价值整合
很多人觉得工作有意义，还因为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正在服务更大的目标、对社会有积极影响。数字技术有时能放大这种体验：网约车司机通过提供高质量、合理价格的服务，会觉得自己在改善社区交通；一些创业者借助社交媒体远离传统“剥削式”的商业模式，更专注于社区价值，从而让自己的工作更有社会意义。
但技术也可能让这种社会价值感变得模糊。僵化的数字绩效系统只关注那些容易量化的指标，却无法全面呈现工作对社会的真正贡献。一位教师可能在数字化系统中完成了所有量化指标，但系统无法衡量他的工作是否真正促进了学生的成长。久而久之，教师也可能逐渐忽略了自己当初选择这份职业的初心。
Part.3
意义可以被捍卫：工作者的主动策略
数字技术既能让工作更高效、有趣，也可能让人感到自己的努力被忽视、能力被压缩、价值感受被削弱。面对意义流失，研究团队识别出工作者三种类型的应对策略。
第一类策略直接针对技术本身。当技术有助于增强工作带来的意义感时，工作者会主动联系技术开发人员提出优化建议，希望系统能更详细地反映出自己的工作内容和成果。反之，工作者可能会采取积极抵抗（直接拒绝使用、游说更换甚至破坏设备）或消极抵抗（勉强使用但频繁抱怨、选择并行技术来证明自己的贡献）来对技术手段的使用进行抗争。
第二类策略针对工作特征进行调整。工作者主动调整任务、关系或对工作的理解，以维持或提升自己的工作意义。例如，网约车司机在缺少面对面交流的情况下，通过与乘客建立互动、巧妙使用应用程序记录和反映服务价值，重新找到工作的意义；而另一部分司机则选择以效率为导向，减少互动，把控与算法的边界，但这种方法最终可能会削弱了他们的工作意义。
第三类策略针对工作意义生成的个体内心过程，这包含多种具体的心理调适方式。其中，认知重构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一些人选择无条件地坚信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同时将所有的负面感受都归因于技术本身；另一些人则干脆调整了对工作的期待，承认工作的首要目的就是满足经济需求，从而降低意义感消失带来的痛苦。身份管理策略的应用也相当普遍：当数字技术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许多人有意识地为数字平台的使用设立了清晰的界限，例如使用不同的社交媒体账号来区分职业身份与私人身份。此外，还有工作者通过“修复性自我定位”来重新确认自己的价值，在技术遮蔽其本职工作上的贡献时，他们会努力在其他工作场景中找到可以展示自己专业能力的机会。
Part.4
意义感的生成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既然工作者可以通过多种策略主动捍卫工作的意义，那么哪些条件会让这些努力更有效？研究总结了四个关键的情境因素。
社会层面
社会文化、政策环境和伦理规范会深刻影响人们对工作的价值认知：在强调集体和谐的社会中，遵守规程、维持团队稳定本身就是价值的体现；而在注重个人表达的文化里，创新和自主性则更受推崇。同时，当劳动保护、培训机会或公平政策缺失时，数字化工作可能强化疏离感或不稳定性。此外，人工智能伦理框架是否被真正贯彻，如关注善意、公正、透明和自主性，也在根本上影响着数字技术对工作意义的作用方向。
组织层面
当中层管理者能够将技术定位为赋能工具而非控制手段，当技术变革与包容性领导力相结合，当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为工作者提供明确的社会价值感，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冲。换言之，技术本身并非意义的决定因素，而是组织如何设计、解释和引导技术应用，塑造了员工感受到的价值感。
技术设计层面
在技术设计层面，具有互动性、情感线索和个性化特征的技术，更可能促进工作意义感的生成。例如，一个有名字的共情数字伙伴，远比中性的被动系统更能给予工作者支持和积极体验。
技术的功能角色也很关键：如果技术辅助而非替代工作者的工作，他们更容易感受到自主性和控制感；平台提供的社区功能或社交网络则能缓解孤立感，促进共享目标感和归属感。
个体层面
同样的技术变革，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故事。具有创业意识或主动性的工作者更容易把数字平台工作视为实现自主、战略规划和技能发展的机会，从而获得更高的工作意义感。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作者往往能更好地利用技术获得灵活而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体验；而低技能工作者则更容易陷入任务简化和意义流失的困境中。此外，雇佣状态、性别等因素也在影响着不同群体在数字化时代中对工作意义的认识与感知。
工作意义的波动与重建，并不囿于技术本身的藩篱，是一个横跨技术设计、组织管理、制度政策与个体能动性的复杂系统性过程。这项研究带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面对数字技术，我们既不必盲目乐观地认为技术自然会带来更美好的工作，也不必陷入悲观的宿命论，认为人的意义注定会被技术吞噬。真实情况是，工作意义的获得和流失，取决于无数个关键选择：组织如何分配权力，是以控制为目的还是以赋能为核心；管理者如何定义价值，是把人当作成本还是把人当作工作的目的；政策如何设立边界，是保护人的完整性还是让技术逻辑无限扩张；以及工作者自己，选择被动顺从还是主动塑造自己的工作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