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世界中，企业的竞争早已超越了价格、产品与市场的边界。在美国，为了赢得更有利的发展环境，企业往往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从游说政策到支持候选人，这些举措都被视为一种战略性的政治投资。
然而，过去的研究几乎都只关注了一个核心问题：“捐赠企业自己赚到了什么？”比如，它是否拿到了更多政府合同？是否得到了监管放松？是否获得了市场青睐？但几乎没有人问过另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当一家企业的政治捐赠赢得了胜利，它的竞争对手会如何反应？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吴志岩与荷兰伊拉斯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雯姣近期在管理科学领域顶刊Management Science（UTD24期刊之一）发表的研究，首次系统地揭示了这种“政治胜利的连锁反应”。
研究表明，当一家企业通过政治捐赠建立起与政界的联系后，其产品市场同行并不会袖手旁观，而是会迅速启动“政治防御机制”。最常见的做法，就是邀请有政府背景的人士进入董事会，以此建立新的政策通道、平衡竞争格局。
论文发表截图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企业竞争的动态逻辑，也为理解特殊制度环境下的商业博弈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换句话说，在政治影响深度渗透市场竞争的时代，没有哪家企业能真正置身事外。
本期【科研】专题，带你走进这项发人深省的研究：一家企业的政治胜利，会不会触发同行的连锁反应？这些反应又是如何在市场中悄然展开的？
吴志岩，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荷兰伊拉斯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雯姣同为论文合作者
01
美国语境下的“政治投资”，一场高回报的战略博弈
在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s, PACs）是企业合法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渠道。企业可通过PAC向候选人提供竞选捐款，以影响公共政策或监管议程。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C）裁决，更使企业能够通过“超级PAC”无限制地筹资和投放政治广告。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企业在“花钱买关系”；但从战略视角看，它其实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当企业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后，它往往能获得切实的好处：在政策制定中拥有更早、更直接的发言权；获得政府采购、合同或补贴的优先权；在监管审查或融资审批中享受便利。
然而，吴志岩教授团队指出：政治回报并不止于捐赠企业本身。
在高度竞争的市场里，一家企业的政治胜利，就像投入水面的石子，会在行业中激起层层涟漪。企业之间的博弈，不仅发生在市场，更延伸至制度规则之中。
02
以美国特别选举为样本，用“断点回归”破解因果难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挑战在于如何分清因果关系。
在现实世界中，企业的决策往往同时受到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政策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该如何确定：同行企业的策略调整，真的是因为“捐赠企业的政治胜利”，而不是其他外部因素所致？
研究团队找到了一个极具巧思的切入点——美国联邦的特别选举（Special Elections）。与按固定周期举行的“普通选举”不同，特别选举往往因议员去世、辞职或无法履职而临时召开，其突发性为研究提供了一个近乎“天然实验”的机会。这一制度特征带来了三重研究优势：
反应更真实
特别选举没有固定日程，企业难以提前预测或布局，也无法根据民调结果提前调整战略。因此，研究者能够更真实地捕捉到企业在政治事件发生后的即时反应。
结果更接近随机
研究聚焦于“险胜”与“险败”（胜负差距不超过5%）的选举案例。在这类高竞争度选举中，候选人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微小差距，几乎可以视为随机结果。这一设计有效排除了“企业只捐给有把握获胜者”带来的系统性偏差。
外部干扰更少
特别选举通常是孤立事件，不与全国性政策调整或经济波动同时发生，因此更容易隔离外部冲击，使研究结论更干净、更可靠。
此外，为了精准识别“同行企业”，团队并未沿用传统的行业代码划分，而是借鉴了现有文本算法的成果，根据企业年报中对产品和市场的描述，来判定哪些企业之间存在真实的产品竞争关系。
最后，研究以候选人50%的得票率为断点，运用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比较候选人“险胜”与“险败”情境下同行企业的差异性反应，从而在实证上识别出政治胜利对同行行为的因果影响。
03
研究发现，同行的“应对策略”，比想象中更主动
通过对1990年至2020年间美国151次联邦特别选举、约1.5万家企业的观测数据分析，研究揭示出一系列颇具启发性的发现：
关键反应：同行任命“政客董事”的概率上升41%
当捐赠企业支持的候选人“险胜”选举后，其产品竞争对手在接下来一年中任命具有政治或政府背景人士进入董事会的概率上升了41%。换句话说，一家企业的政治胜利，会迅速触发同行企业的制度性防御反应。
至于为什么同行企业选择“请政客进董事会”，而不是“跟风捐款”，背后有清晰的逻辑：选举结束后，政策议程基本尘埃落定，“迟到的捐赠”已难以左右政策方向，甚至可能引发“利益输送”的舆论风险。相比之下，邀请前政客进入董事会既合规，又能带来实质性价值：政界经验能帮助企业及时解读政策动向、优化监管沟通、降低合规风险。因此，这种做法成为企业在政治环境变化后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应对方式。
谁的反应最激烈？监管敏感型行业和政府依赖型行业的企业
当然，并非所有企业都会有同样强烈的反应。研究发现，两类企业的“政治防御”行为最为明显：
高政治敏感行业企业（如能源、医疗、通信）。这些行业直接受政府政策和监管变化影响。一个新的排放标准、一项医保报销政策，甚至一次许可审批规则调整，都可能重塑行业格局。因此，当同行企业通过政治捐赠获得政策优势时，监管敏感型企业往往最先行动，通过引入政客董事强化政策预判和应变能力。
政府订单依赖型企业（如国防、基建）。这类行业的收入高度依赖政府合同和公共采购，政策倾斜或预算分配的变化都可能直接影响企业的订单与市场份额。当竞争对手因政治胜利而可能获得政府采购优势时，这些企业会立即调整策略、寻求关系渠道，以确保自身在政策分配中不被边缘化。
不止“请政客”：同行还会通过产品差异化规避直接竞争
同行企业的反应不止于政治层面。研究进一步发现，它们还会通过增加产品差异化来减少直接竞争。
比如，如果A公司靠政治胜利在“传统燃油车补贴”上占了优势，同行B公司可能就会转头研发“新能源汽车”，开辟新的市场赛道。既然在“政策红利区”拼不过，就换个战场。这是因为政治胜利会让捐赠企业在原有市场上更强势，同行与其硬碰硬，不如通过差异化找到新的生存空间。
“请政客”真的有用吗？能平衡竞争格局，削弱对手优势
同行的反击并非徒劳。研究发现，原本捐赠企业能因政治胜利而获得的三项关键好处：政府销售增长、分析师关注提升、营收扩大。这些好处，在同行纷纷任命政客董事后，显著减弱。
换句话说，企业间的政治竞争是一场“此消彼长”的动态博弈。一方获得政治优势，另一方就会通过政治或战略手段迅速“追平”。这种互动机制，既平衡了竞争格局，也揭示了企业政治行为的“自我修正”逻辑。
04
研究价值与实践启示
这项研究对学界和实践都具有重要启示。学术上，它拓展了政企关系研究的传统视角，不再仅关注捐赠企业自身的得失，而是揭示了政治活动在产品市场的“涟漪效应”。
在实践层面，虽然研究基于美国的制度背景，但其中揭示的规律对全球企业都具有借鉴意义：
政治投资是一场动态博弈，而非单边获益
一家企业的政治胜利，往往会刺激同行的模仿与防御行动，从而削弱原本的优势。企业在制定政治策略时，不能只计算“投入产出比”，还应预估竞争市场层面的连锁反应，以免陷入“你追我赶”的消耗战。
制度敏感性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
在政策环境高度不确定的行业中，能否及时感知制度变化、预测政策走向，往往决定了企业能否领先半步。建立制度监测与响应机制，关注政策议程、监管动向及同行的制度布局，已成为现代竞争中不可或缺的能力。
在制度与市场深度交织的商业环境中，企业的竞争早已超越单纯的产品与技术比拼。吴志岩教授的这项研究，通过美国特别选举的独特样本，发现了企业战略性政治投资带来的涟漪效应：同行的每一次政治胜利，都会引发一场悄无声息的战略反击。
这项研究既体现了管院学者立足全球视野的学术能力，也为理解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企业行为提供了重要参照。它提醒我们，商业竞争的本质始终是“动态博弈”。无论是通过政治参与争取优势，还是通过战略调整应对威胁，企业的每一步决策都需置于行业竞争与制度环境的双重框架中考量。
附：论文摘要
Using a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in a sample of U.S. federal special elections, we investigate how donor firms’ political wins impact the adaptive responses of their product-market peers in their political activities,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appointment of politicians to their boardrooms. By analyzing closely contested special elections, we find that when donor firms had donated to a candidate who narrowly won a special election, their peer firms were 41% more likely to appoint politicians to their boards in the following year than peers of the donor firms that had supported a narrowly defeated candidate. This adaptive response is more pronounced among peer firms facing greater political risks and operating in industries with more intense competition for government sales. Donor firms’ political wins also lead peer firms to increase their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from those donor firms. We interpret these patterns as evidence of a competitive-dynamics mechanism, where peer firms perceive donor firms’ political wins as a threat that could disadvantage them in the regulatory environment, prompting them to strengthen their boards with political capital to navigate potential regulatory changes and mitigate perceived risks. Our findings enrich scholarly understandings of corporate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director selections.
信息来源：MANAGEMENT SCI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