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制度存在”问题”？跨国企业被打上“盗取知识产权”标签？国企效率低下？很多企业靠“关系”上位，存在执法不严格情况？...这是一些来自国际的“声音”。
中国企业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依托巨大的本土市场规模、强大的政府驱动力量...一批具有中国管理智慧的企业实现了在全球竞争中迅速崛起，得到世界的关注。然而在中国企业的东方管理智慧吸引全球学者注意的同时，其管理实践在国际学术社区中也面临着“被标签化”问题。西方理论视域下充斥着上述声音和“偏狭性”解读。事实上，中国企业在立足于中国现实情境，融合西方管理经验，探索出一条蕴含东方管理智慧的中国特色创新道路，而这显然不同于自西方情境的所谓通用理论框架。
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更应该主张逐步建构中国的新理论范式和话语体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形成中国学派。日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魏江教授团队于《管理世界》发表文章《西方遇到东方：中国管理实践的认知偏狭性与反思》，为中国管理实践认知发声，助力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拒绝“标签化”，他们“为国发声”
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不断涌现，各类企业充分利用我国的市场和资源条件，将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从别人认为是有“缺陷”或者“障碍”的环境中激发出来。
中国企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这背后的国家体制与发展逻辑不仅为本土学者所关注，同样吸引了众多西方学者的目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已成为学界关注和探索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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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分析中，魏江教授团队使用VOS Viewer软件对检索得到的文献样本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制度缺位、政治关联、关系”等构念成为近年来有关于中国制度情境主题中发文量最多的关键词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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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研究团队同样关注到，这些在国际学术界广为传播的构念和理论观点似乎存在内生性的认知“标签化”色彩。这无疑反映出加快构建中国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必要性。
当前，尽管已有学者陆续提出了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本土管理理论，但整体来看，来自中国的跨国企业常常被打上“盗取知识产权”“不负责任”的烙印，在严苛的“来源国劣势”威胁下负重前行......
有学者指出，当今经济管理学科的很多理论认知还是研究方法，都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偏见特征。如果理论研究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没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三大体系”，更无法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提供智力支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世界学术社群中建立自己的“滩头阵地”，用“中国方法”讨论“中国问题”。
国际学术界存在哪些“偏狭观”？
本文回顾了目前国际上以中国管理实践为话题的学术发表，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三个角度梳理和总结了其中所广泛存在的中国管理实践的“被标签化”问题。
1)本体论偏狭观
制度缺位(Institutional void)
该构念由西方学者Palepu和Khanna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被定义为“用于支持市场与合同执行以有效促进企业间交易的相关制度的欠缺”。这一构念的提出隐含了一个假设前提，即市场机制是唯一有效的制度设计，非市场机构与非正式制度在塑造当地经济活动中的强大力量被选择性忽视。
事实上，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有着动态演变且复杂的制度体系。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系统确立，该体制不仅明确了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存在着经济制度的逻辑复杂性、层级复杂性、区域市场制度的内容复杂性。
可见，西方理论视域难以解释中国独特制度形态存在的合理性及有效性，不应简单粗暴地冠之以“制度缺位”的帽子。取而代之的说法应是中西方存在制度不对称，中国制度设计背后蕴含着独特的智慧，也给企业提供了资源的高效配置，反而是推动中国企业实现快速追赶的重要动力源。
制度低质量(Institutional Low Quality)
按照西方制度标准，“制度低质量”就成为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长期被冠以的典型标签。长期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制度成为衡量制度质量的标杆。由于中西方本身就有着不同的文化信仰、政治制度和市场体制等，用西方的标尺去测量中国的制度，中国制度必然是低质量的。这一推断无关于众多文章中的“论证过程与依据”，而是直接由制度质量的绝对观定义所决定的。
研究中，制度质量被诸多学者“不假思索地”在探索非西方情境下企业的战略行为时加以应用，更是被视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创新追赶等战略与行为的主要动因。
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
“政治关联”被定义为组织与公共权力机构及其成员部门之间建立的一种用于边界拓展和资源交换的个人或组织联系，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能够促进社会互动和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
中国制度情境下，“政治关联”被部分站在西方理论视角下思考问题的学者视为处于低质量制度或制度真空环境中的企业维持生存与获取租金的有效甚至是唯一手段。
然而，立足于西方理论视域来思考问题的学者们在建构中国情境下“政治关联”时，依然掺杂了认知偏狭性，认为“政治关联”作为一种低制度质量环境中的替代性制度安排，在更多情境只会掣肘、拖累企业发展。
实际上，政治关联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仅普遍存在于被认为是“低质量”的制度环境中。此外，现有关于中国情境下政治关联的论述是高度失真的。
相反，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制度资源，更多是企业建立竞争优势的重要但非必要的条件，且其重要程度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弱化。
2)认识论偏狭观
“国企低效”
在西方理论视域下的国有企业被认为在参与市场竞争时会具有“国企劣势”，并将注定为“崇尚高效竞争”的市场所淘汰。然而，上述观点立足于西方情境和西方理论框架，不加辨析地被拿来分析中国情境下的国企问题时往往“有失偏颇”。
首先，不能片面地将国企与私营企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目标“一概而论认为是冲突的”。在经历股权分置改革等多轮相关制度变革后，负责具体开展经营与创新活动的国企拥有极高的决策自主权和经济激励。
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一些行业内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可以带动国家经济运转的“发电机”，来自政府的制度支持已经被证明对中国国企的创新能力提升有重要影响 。
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情境下，国企作为一种具有市场和政治双重属性的混合型组织，在引领创新方向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系至上”
不同于西方情境下提出的企业政治战略，中国企业的政治战略却被异化为：企业以政府官员为战略实施对象，通过“行贿”等寻租行为嵌入非正式制度环境，以企业维持生存和发展的手段。
这背后暗含了“中国制度环境下存在大量低效执法、不严格执法等问题”的主观认知，为企业通过构建“政治连带”而影响政府末端政策的执行和监管提供了“机会窗口”。
这些认识的核心观点，即中国“不成熟”的制度环境内存在“关系至上论”“唯关系论”等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的特点。
事实上，这种观点具有强烈的认知偏狭性特征。首先，从定义来看，“政治连带”是一种广泛存在的制度安排。其次，中国企业通过与政府保持“似近似远”的非正式关系，将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能力和特质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拼凑组合，逐步形成竞争优势，并反过来促进制度的建设。最后，中国情境下对于政治连带的分析也应关注到企业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建设、完善党建工作等组织层面的政治连带对制度完善、创新追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
“制度落后”
现有以西方管理情境为基石的现代学术框架中，市场的力量被无限放大，此时，制度往往被“去情境化”，被笼统地认为是用以支撑市场自由、高效运转的工具。根据绝对的制度质量评价标准而主观地为其它国家贴上“制度落后”标签的做法常受到质疑。
首先，“制度”内涵决定了制度质量高低的评价标准无关于制度的型态特征，而应该取决于规则、规范以及程度等制度要素治理和支撑社会活动的效率和程度，如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其次，人文、地理、经济、科技等国情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适用的制度在型态特征上本就不尽相同，甚至有云泥之别，这一观点其实已经成为了共识。最后，制度本身是不断演化的，且其演化路径受限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从这个逻辑出发，期望去某个制度环境中找寻一套普适性的质量评价规则似乎意义不大。
3)方法论偏狭观
很多西方作者用于对非西方国家描述的概念存在严重测度低效等问题。有关构念的内涵与其测量方法上存在的偏差和非一致性等问题。
有关正式制度的测量
“制度质量”的提出往往是基于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优劣”的目的，而现有关于制度质量所谓“完备”、“科学”的评价体系，是以西方的制度基础和治理逻辑为标杆的。
在多个被广泛采用的指标中都有大量关于普选、政治权力分配等体现西方所谓“民主”制度的元素。仅就用包含这些元素的指标去评价制度质量，并用其解释经济增长和市场发展而言，其偏狭性一览无余。
除了在定义构念和相应的测度指标时就已然先入为主，这些被学者所广泛采用的制度质量测度指标在实际构建和使用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问题，甚至常常自相矛盾，存在操作化程度方面的问题。
另外，目前绝大部分极为流行的关于制度的指标和数据来自于受访者的打分和评价，其实质测量的是对制度质量的感知而非制度质量本身，因此饱受争议。
有关非正式制度的测量
政治关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广泛存在，在新兴经济体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有关政治关联的测量中，通过高管的政治背景来测度政治关联的做法在中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治理逻辑下有着特殊的意味，并也因此常常背离其构念的核心要素。
高管有过从政经历不仅不会弱化政企关联，甚至还会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密，而企业之所以能保持较高的决策自主权也不是因为其对政府的依赖减小，而是其与政府议价的能力更强。其次，高管从政经历和两会代表身份作为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其内部效度也是明显不足的。简单将高管的政治经历、政治身份与组织层的政治关联等同，这在西方的制度框架中尚具一定解释力，但在政治体制与公司治理体系具有独特性的中国情境下是站不住脚的，体现了学者在“拿来”西方构念时对其内核和适用边界的忽视。
“讲好中国故事”学者该如何做？
过去十多年中，不少国内学者已经关注到从中国经验与实践出发，形成中国本土社会科学理论的重要性，一味地寻求挂靠和融入西方理论框架可能会使得我们的管理学在原创理论和方法发展方面受到限制。
1)扎根中国大地，摒弃“拿来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成功无不源于对中国制度、市场、技术环境的深刻把握。那些发源于西方管理情境的构念和理论框架在解释中国管理实践问题时必然会存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契合甚至矛盾。
这就要求学者们立足于中国情境，从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中发现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独特元素及其作用于企业实践的底层机制与背后规律，进而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本土理论和本土构念。
借此，魏江教授团队希望更多的中国学者能够敢于批判，敢于用真正的中国管理问题去颠覆至少在中国情境下是伪命题的西方理论和概念，以事实为依据去开发和传播中国管理理论。另一方面，学者们要立足于客观实践，避免“纸上谈兵”，要敢于在建构本土理论的过程中凝练和使用由我们自己提出的、能够准确刻画中国独特情境的本土概念。
2)提出中国管理智慧，避免固步自封
在矫正西方理论框架下概念本体的内涵及并明确其适用边界后，更要基于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客观认知，向国际学术社区提出中国故事和管理智慧，使真正回答而非歪曲中国企业发展规律的观点与理论成为主流。对此，学者们要“以铜为镜”，一方面要用全球化思维审视西方学术话语的通用合法性，避免出于“功利”目的而曲意迎合西方理论架构下的认知观点。
另一方面，也要主张用全球性话语体系去讲中国故事，理直气壮地坚持用全球“听得懂”的话语去传播中国管理实践和智慧，用自信而不盲目自信的中国风格来实现东方管理智慧的广泛传播，避免落入西方学者创造的话语体系陷阱，时刻警惕对话语体系的完全独创，否则只会“画地为牢”。
3)尊重客观事实，拒绝“跟风”
采用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方法来界定和测度中国情境下提出的概念和理论模型，避免受西方管理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影响而“不明就里”地跟风使用那些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代理变量。
一方面，学者们需要意识到，一味地挪用和照搬根植于西方情境的研究方法来分析非西方情境的管理实践问题时可能会出现测量低效度和构念内涵一致性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团队发现目前理论界仍存在过度追求研究规范化、推崇复杂定量研究与艰深模型的倾向。因此，他们建议中国学者们要坦坦荡荡地、扎扎实实地去分析当下中国管理场景和智慧，以实践案例和数据来开发适用于本土情境的研究方法，采取严谨科学的方法论来论证和检验本土理论观点，使其具有更高的可信度、更强的解释力、更高的合法性。
他们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提供新思路
其一，本文采用了世界通用的研究方法与分析工具，也结合了中国实际，对那些曾被奉为圭臬的概念、做法、范式进行了检验，并提出质疑和挑战。基于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本文按照本体论、认知论和方法论的框架分析、论证了现有国际管理研究与话语体系中所客观存在的对中国管理实践的偏狭性认知。
其二，在充分论证偏狭性认知的基础上，本文为学者矫正偏见，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构念本体、理论、方法以及话语体系提供了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