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无人机、机器人...还有微信小程序，不知从何时起，这些高科技或者说黑科技开始融入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而这一切在国际知名经济学家Keun Lee教授眼里，意味着中国正面临崛起“赶超”的“机会窗口”。
作为ISMOT'2016主讲嘉宾，韩国首尔大学Keun Lee教授在会议间隙就“后发者追赶”与“机会窗口”等相关话题接受了专访，作为来自国际追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机会窗口，比如在大数据、3D打印、人工智能方面。而在这样的“机会窗口”前，有些企业能发展成世界级企业，也有一些企业将会面临很大的危机。
韩国首尔大学Keun Lee教授
教授简介：Keun Lee是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韩国经济赶超研究所所长。他长期专注于后发者追赶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追赶循环”理论。Keun Lee还是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员、Research Policy的编委、Golobelics理事会成员、经济学家。通过对韩国经济赶超的研究，Keun Lee教授提出了后发者赶超的三种途径：路径跟踪式赶超、路径跨越式赶超及路径创造式赶超。他在2013年出版的Schumpeterian Analysis of Economic Catch-up: Knowledge, Path-creation and the Middle Income Trap，获得了创新学界的大奖Schumpeter Prize。
专访现场
1、可持续的市场追赶必须基于技术追赶
Q:作为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我了解到，您长期专注于“后发者追赶”的理论研究。能否简单谈谈什么是“后发者追赶”？
Keun Lee：后发者赶超理论指的是后发国家，也可以叫发展中国家和赶超目标之间差距的缩小，这种差距可以用收入、市场份额或者利润率来衡量。但如果后发者只是遵从和在位者相同的发展路径进行发展，也就是采用“路径跟踪式赶超”，并不能实现超越的结果，而是只能做一个跟随者。
所以，后发者必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进行“路径跨越式赶超”或者“路径创造式赶超”。但同时应该要注意到，“路径跨越式赶超”及“路径创造式赶超”会面临更大的风险，在大多数时候，在赶超的过程中就会面临失败，并不能保证成功的超越。
另外，后发者追赶涉及到市场追赶（Market Catch-up）和技术追赶(Technical Catch-up)的关系，我认为，市场创新有很多原因，其中一种是成本领先，我们把这一种市场追赶称为基于成本的追赶（cost-based catch-up），但仅仅利用价格上的优势而完成的追赶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总有一些经济体能采用更低的成本生产一样的产品，长期依赖这种基于成本的追赶反而会让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须要进行基于创新或者产品差异化的追赶，而这就需要技术创新。所以可持续的市场追赶是必须基于技术追赶的。
2、“机会窗口”往往伴随破坏式创新出现
Q:您曾经提出过“追赶循环”理论，并指出“追赶循环的结果=机会窗口+在位者的反应+追赶者的反应”，那么，就企业而言，我们该如何判断那是“机会窗口”？哪些因素可能导致“机会窗口”的出现？
Keun Lee：机会窗口可以分为市场层面的和技术层面的，企业应当更好地识别和利用机会窗口进行追赶，而这就需要企业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或者研发能力。机会窗口往往伴随着破坏式创新，当新的破坏式创新出现的时候，在位企业往往会陷入在位者陷阱，由于沉没成本和路径依赖的存在，在位者更难以及时应变。而此时，后发企业若能更快地适应的话，就更有利于实现追赶。
此外，过去我们研究发现，“短周期”行业中后发者的追赶更加容易。“短周期”行业是指在某个行业里面新技术的出现更加频繁，主导技术和设计更加容易发生变化，那么进入壁垒就会相应地更低。而“长周期”的行业往往都有非常高的进入壁垒，那么后发者就不容易进入这些行业，追赶也就无从谈起了。
这里我们说到的“短周期”往往有两个含义：一方面是机会窗口；另一方面是进入壁垒。例如中国在半导体行业对韩国进行追赶，就可以理解为由于半导体行业是一个“短周期”的行业，那么中国企业就可以利用行业低门槛进入行业，并且利用频繁出现的机会窗口进行“路径跨越式赶超”或者“路径创造式赶超”。
3、中国正面临“赶超”的“机会窗口”
Q:对于中国在“追赶”方面的表现，您如何评价？
Keun Lee：我觉得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家，在非常多的行业内都同时有着追赶的行为。过去大家认为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很有优势，但现在中国在IT领域也有很惊人的成就，比如我们熟知的BAT，这些企业符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非常有发展潜力，在路径跨越式赶超和路径创造式赶超上都做得很好。所以目前来看，我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机会窗口，比如在大数据、3D打印、人工智能方面。
如果说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给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等经济体打开了机会窗口的话，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的崛起打开了非常大的机会窗口，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进行路径跨越。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中国要么可以走得更远，要么就停滞发展，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我觉得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目前相较于印度和马来西亚，中国的发展显得更加健康。虽然有些人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发展危机，一方面面临着发达国家在技术层面的竞争，另一方面，一些拥有更低人力成本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人力成本上相较于中国有优势，但这并不是一个特殊问题。在韩国过去的发展中，也常常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当韩国的人力成本提高时，很多韩国企业也将工厂开设在人力成本更低的海外国家，所以中国企业也可以这么做。
但同时中国更应该考虑利用技术创新推进制造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以降低对于人力的依赖，或者提高商品的附加价值以抵消上升的人力成本。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转型中，有些企业能发展成世界级企业，而也有一些企业会面临很大的危机。
4、国际知名经济学家眼中的浙大管院
Q:以前是否听说过ISMOT国际会议？作为此次大会的承办方之一，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素来以创新创业为特色，且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创业精神、社会责任，您如何评价这样一家商学院？
Keun Lee：这次应邀来参加ISMOT，虽然是第一次参加，但在此前已经参加过很多次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举办的会议了。我觉得浙大管院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创新团队尝试基于中国独特的发展来建立新的理论，而不是搬运西方的管理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发展。
中国目前的发展和创新确实有其独特性，基于中国情境来建立新理论虽然在短期来看会很困难，但长期来看却有着长远意义。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路径跨越式赶超”和“路径创造式赶超”一样，在理论上构建新的范式会有风险，但这也是中国管理学理论追赶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正确途径。
同时，中国在管理的实践中有很多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比如以儒家文化为例的亚洲文化，将这些因素的影响增加到管理学理论中，可以填补一些理论的空白，这是有助于理论发展的。而对于中国的研究者来说，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学实践也是很好的研究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