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创新能力，很多人容易把“研发投入”、“专利数量”与其等同起来。因为一些知名的创新型企业，都非常注重研发与专利。然而在国际创新“巨头”Luc Soete教授眼里，企业创新能力的衡量标准却并不是这样。
作为ISMOT'2016主讲嘉宾，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校长Luc Soete教授在会后就中国创新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接受了专访。他在专访中谈到了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标准，也对中国创新提出了许多建议。并指出，中国市场存在无穷的机遇与可能性，美国大选后，中国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参与者。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校长Luc Soete教授
教授简介：Luc Soete教授曾任联合国大学技术创新中心（UNU-MERIT）主任，并于1988年创建了MERIT（马斯特里赫特创新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技术革新和创新对增长与发展的影响、就业问题和国际贸易与投资等。在同期的其他研究中，Luc Soete教授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变革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创新集聚的产生，以及新兴技术范式等问题，这些研究为后来90年代熊彼得的内生增长与创造性破坏等理论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撑。
“专访现场”
1、中国市场存在无穷机遇与可能性
Q:对于中国企业近年来在“技术革新与创新”上的表现，您如何评价？比如华为、阿里巴巴等。
Luc Soete：我认为这样的表现归因于两个因素。首先，中国互联网领域发展的机会是巨大的，正如我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所看到的一样。因为需求无限增长，数字化平台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无穷的机遇和可能性。
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具有很多优势，可以实现用户的实时交互。例如，在阿里巴巴的电商平台上，人们可以自由地浏览各类商品，便捷地实现网络购物。尤其现代社会时间变得愈发珍贵，网络购物为人们节省了大量时间、精力，并且人们逐渐将网络购物视为一项娱乐活动。所以我对阿里巴巴的成功毫不惊讶。
华为也是一样，网络通信领域规模经济明显，当企业不断扩张时边际成本不断降低，利润率也随之上升。中国的市场巨大，机会很多，一些公司的崛起是必然的。
2、企业创新要看“产出”
Q:很多人将“发明专利数”与“研发支出”等同于“创新”，您怎么看？您认为衡量一家企业“创新能力”的标准是什么？
Luc Soete：我认为这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一般来说，研发是在工业时期发展出来的东西。研发肩负着研制、开发新产品、新服务，完善产品功能和服务的任务，并且这些活动需要不断地专业化。为了不断提升产品质量，研发新产品，提供新服务，工业研发必不可少。所以这些创新，大部分都是工业方面的创新。
然而我们现在再看创新，我认为在有些领域创新与研发相关，但在其他一些领域创新跟研发并不相关，而且创新指标和研发指标也不一样。
另外，在衡量指标方面，我们目前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例如是否要将企业家能力、企业创新潜力纳入创新衡量指标之中。因为使用工业研发的相关指标，我们只能捕捉到实际制造业的一小部分创新；由于涵盖了软件及软件应用，所以我们也可以衡量一些数字化服务方面的创新。
如果只是使用专利来衡量创新，那么我们只能捕捉到可申请专利的部分创新，却无法捕捉到其他类型的创新，如组织创新、社会创新等。为此，怎样得到好的指标、模型来衡量创新，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继续研究，如何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衡量个人、公司或者组织的创新潜力。
而对于如何衡量一家企业“创新能力”的标准，我认为目前应该多看产出方面，例如企业是否积极地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我们可以计算新产品或新服务占总产品和服务的比例；另一方面，为了解释那些快速成长的企业为何能够快速增长，相应地我们需要推出新的指标来反映这样的动态性。
我们也曾做过创新服务，询问不同情况下公司的创新水平，如拥有不同资金支持、拥有不同的人才、组织方面的变化等。总的来说，在衡量企业创新能力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3、发展新型生产方式，提高城市承载力
Q:对于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有何建议？
Luc Soete：中国是一个创新的理想国度，因为企业面临着巨大的需求，站在风口上他们可以快速成长。目前中国有些方面还有待提升，一些系统较为低效，急需解决方案，这意味着创新潜力很大，企业应该看到这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并视之为机遇。
在整个创新服务领域，现在仍有许多事情要去做。放眼世界上其他国家，有很多创新型公司能够将相同的创新应用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中。
同时，在建设绿色城市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潜力来提供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现在我们面临着粮食不足、水资源不足、空气污染、浪费严重等一系列发展问题，而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在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如何提高城市的承载力。这样的大环境为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例如，发展新型生产方式以减少能源消耗，促进智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知识产权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知识产权保护过于严格，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创新，因为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希望从该知识产权中创造尽可能多的价值，从而限制了知识产权背后知识的扩散。所以这是一个难以平衡的问题。
中国之前知识产权保护一直很弱，大家都认为需要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这一点我非常理解。大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非常热衷，年轻的初创企业想建立起业务，做出新的发明创造，也想保护起来，但是小企业在初始阶段并不想在知识产权方面耗费太多，因为它们的资源相对有限。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情境需要谨慎，从政策角度，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能只考虑大企业的诉求，如果知识产权保护过强，大企业就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从而错失了小企业的发展。
4、Luc Soete眼中的ISMOT
Q:以前是否听说过ISMOT国际会议？为什么来参加此次大会？您认为ISMOT是一种什么样的会议？
Luc Soete：以前听说过，主要是黄灿老师的介绍。我认为在杭州参加ISMOT会议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觉得现在存在很多全球性的问题，有这样一个国际会议很好。
在这里我们不仅讨论中国的科技创新管理问题，同时放眼国际。地球人口即将达到90亿，甚至100亿，所有的地球人都有不同的需求，也存在很多全球性的问题，我们依赖于科技提供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再形成新产品、新服务、新的组织方法，以供消费者使用。
所以，国际性的互动和交流非常必要，以便大家了解各类研究的进展。
5、创新创业应与社会责任相联系
Q:作为此次大会的承办方之一，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素来以创新创业为特色，且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创业精神、社会责任，您如何评价这样一家商学院？
Luc Soete：我认为浙大管院把创新创业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非常好。创新是为了提供解决方案，根本上被个体的利益所驱动。通常来说，企业或者个体创业者，对社会整体有着积极的影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恰恰相反，例如“创造性破坏”与“破坏性创新”之间的区别。
“创造性破坏”由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创新需要动态性，即不断挑战市场均衡，那些被挑战的企业或人需要做出响应，其中有些可能会失败，以少数企业的消失为代价，但提高了总体效益，因此经济不断增长，产生了更多的产品和服务，这是正常的经济演化的模式。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另一面的危险，即“破坏性创新”。
“破坏性创新”也是以创新为基础的，但是它与“创造性破坏”相反，少数公司获得了巨大利益，但是社会整体效益降低。例如，企业通过创新生产出iPad之类的新产品，但是他们会确保电池在一段时间以后就停止工作，这样人们就会被迫去买他们的下一代产品。从经济层面这类行为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因为企业想创新，不断引入新产品来盈利，而不是为了解决问题。
创造了很少的同时却摧毁了很多，这样的现象在金融产品中也有所体现。美国很多的新型金融产品，通常降低了单个交易的风险，但是却将风险置于整个社会中。例如两个代理人之间的交易，他们试图获得最大的利益，却把风险置于第二层。2008年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样引起的。
因此，我认为创新应该嵌入到制度框架中。如果没有一个制度监管，让市场完全自由化，以网络的形式自由运作，将会发生什么？这样网络中盈利能力最强的点会提出新的金融服务来方便交易，以网络中其他点为代价。尤其当创新的发展超前于制度监管时，我们应该知道它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另外一个例子，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等产品，这涉及到所谓的“注意力经济”，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设计者希望从用户那儿获得尽可能多的注意力，甚至引发一些成瘾性问题。但是这些社交媒体的存在并不总是好的，有时它们会降低人们的生产效率。每个人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甚至在马路上使用手机而造成了一些交通事故。这样的情境也相当复杂，不能再简单认为创新总是好的。
6、中国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参与者
Q:美国大选后，国际格局将会怎样变化？中国又将扮演什么样的“新角色”？
Luc Soete：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新总统上任后会发生什么，但是很清楚的是国际格局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就国际开放性、国际贸易方面。有一些特定的贸易协定被美国撤销，当选的美国总统希望进行双边贸易，而不是多边贸易。
我认为双边贸易在一些大国之间是可行的，比如美国和中国之间，但是对于一些小国家，比如我的国家荷兰而言，如果它跟美国或者中国进行双边协商，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荷兰市场很小，双边协议毫无意义，无法从双边贸易中受益。小国家更愿意进行多边贸易，比如欧洲，我们有统一的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代表所有的小国家，这样可以从双边协议中获得更多。
美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越来越独立，更多的着眼于自己国家内部。中国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参与者，不过也应该多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